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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lore the world's people concerned about China government mind control human experiment ten years Victims Wang Yan(2007——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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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月3日 星期日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透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上)
——恶法下的10个荒谬现象






林柏仪
如果要说,在当代中国,最经常被政府用来镇压异议者的罪名是什么,那么“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可谓高居榜首。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于1997年替代“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五条第二款,内容为“以造谣、诽谤或者其它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另根据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二款,“犯本章之罪的,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根据第五十六条,“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应当附加剥夺政治权利”。

近来维权网所撰写的“致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开信”,指出根据中国政府出版的《2007年中国法律年鉴》,有604人因为“涉嫌危害国家安全”遭到逮捕。政治社会异议者,更是经常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罪名起诉,历来的部分受难者事件,可于http://news.boxun.com/news/gb/china/2008/02/200802150131.shtml一窥端倪。

仔细检视,我们不难发现,“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内容及当局在操作中,有诸多荒谬之处;而把这些用于众多异议者身上,废除了任何一个文明国家应有的法治标准。我将在此阐述我观察到的十项荒谬现象,并论述“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在中国当前的现实意义,尝试进行整体批判。

一、转载“反动文章”也要入罪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最常被批评的原因在于:究竟什么是“煽动”?什么是“颠覆”?什么是“国家政权”?它们根本就是缺乏明确定义的概念,是执政者恣意镇压的工具。

举例而言,官方罗织罪名的过程中,经常称这些异议者散播了“反动文章”,所以要遭受刑罚。但究竟什么是“反动文章”?官方当然不可能给出个定义或交代。实际运行中,只要被觉得是反对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就算是“反动网站”、“反动文章”,甚至只是转载、编辑,也一样要入罪。

查阅中国各级法院有关“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裁判书,可以得到证明。例如,就李秦华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2002,刑一终字第208号):“2001年4、5月间,被告人李秦华多次绕过封锁登录‘港自联’等反动网站,浏览、下载了大量有关‘六四’的反动文章、照片、影音等资料。2001年6月至8月间,李秦华制作了《共党六四血》个人主页,从‘港自联’网站里下载了100多幅极具煽动性的‘六四’照片和有关文章,并粘贴到其主页上,……并开辟了征集有关‘六四’材料的专栏和访客留言专栏。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李秦华在网上制作个人主页发布‘六四’反动信息,散布反动言论,其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五条第二款之规定,构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一条之规定,特向法院提起公诉,请依法惩处。”

这样仅仅转载“反动”文章,就被定为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

二、在国外发表文章也受管辖

当局镇压的对象,甚至还延伸到了在国外的行为,特别是对在国外网站发表文章。

例如,2006年期间的“爱琴海”案。该网站主办人张建红,以“力虹”为笔名,撰写了110余篇文章,在国外网站上发表,被中国官方指称:“其中的60余篇文章中,张建红大肆诽谤和诋毁中国国家政权和现行社会制度,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于是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迅速作出判决,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张建红有期徒刑6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

这样夸张地起诉和判刑,简直令人不可思议。这其实是指称:所有中国人(甚至也包括外国人)在国外发表批评中国政府的言论,都可能被政府视为犯罪行为;只要中国政府想,都可以将他们逮捕入狱,特别是那些在中国境内的异议者。

三、装扮成维护了充分辩护权的公平审判

然而,中国政府却偶尔还是要装模作样,声称这些审判都是“公平审判”,合乎中国法律程序,用以将镇压异议者的严酷行为合法合理化。

例如在上述张建红的案子中,官方还要主动透过媒体对外声称:“本案审理期间,法院充分保障了被告人张建红的诉讼权利,张建红的辩护律师也在法庭上发表了充分的辩护意见。”由此,中国当局将一起以言治罪的伪审判,打扮为是充分维护了被告辩护权的公平审判。

这样的作法,也体现在各种“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案件上,当局允许被告依法聘请律师,允许其在法庭上辩护,宣判依循法庭的仪式,等等。然而这些表面形式,掩盖不了一个基本事实:判决其实早已内定了,甚至有党的政法委员会参与其中(重大案件,特别是政治案件,由审判委员会决定),所谓法庭的“公平审判”不过是走过场、演戏罢了。

四、转换、编织其它罪名

有的时候,中国政府觉得,给所有异议者都硬是安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罪名,实在千篇一律,也太过牵强,于是,他们就罗织其它罪名,给异议者治罪,总之就是要惩罚他们,让他们吃到苦头,杀一儆百。

例如,2006年福州李长青案。福建省全州县的李长青原本是《福州日报》记者、采访部副主任,因向美国博讯中文网站投稿,揭露当地爆发“登革热”而政府不作为,于是,他先是被当局起诉触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尔后,当局觉得这个罪名实在勉强,最终李长青以“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的罪名,被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李长青曾对媒体披露:当局查不到指控他“煽动颠覆”的证据,于是放弃了该指控,但却另立罪名“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硬要他入狱。

五、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竟成了嫁祸工具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竟然还成为新兴的嫁祸工具。

2001年就曾发生过这样一起事件:杨洪林原本是上海市第五钢铁厂职工,后来下岗后,出外旅游途经长治市,与长治市无业人员刘党振、张江明、刘长廷等结识,并多次在一起赌博。由于杨赌博输了钱,认为是被张江明等人所骗,即产生报复之念。当年7月7日,杨洪林以“张江明”的名义,打印了100份招聘广告,并带回旅店,在招聘广告空余处书写上具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性质的攻击性语言,并在长治市英雄街等繁华地段张贴30余份,将剩余的广告抛至市公安局院内及街道旁。

这样的嫁祸手段,固然恶劣,但荒谬的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可以因言之罪,其广而普之,“深入人心”,市井小民无不知其厉害,由此杨洪林耍了这个手段,嫁祸他人。

该案被侦破后,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居然判决杨洪林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嫁祸他人也成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官方也自知难以自圆其说,于是在被告上诉后,改为诬告罪。

六、批评已故领袖也算诽谤

2004年12月24日,更是发生了一起政府诬陷人民诽谤,替已故领袖控告的案件。

据媒体报道,郑州工运领袖张汝泉、张正耀被郑州市金水区法院以“诽谤罪”判处三年徒刑。案情是:2003年9月上旬,张汝泉应张正耀恳请,写了一篇题目为“毛泽东——我们永远的领袖”的文章。该文批评了邓小平和江泽民。为此,张汝泉、张正耀分别以“危害国家安全罪”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拘留,之后被正式逮捕,郑州市检察院以“故意捏造并散布虚构事实,贬损他人人格,破坏他人名誉,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情节严重”提起公诉。最终,郑州市金水区法院以“诽谤罪”判处张、张二人各三年徒刑。

该案的起诉与判决的荒谬之处在于,当事人张汝泉、张正耀只不过是写文章批评了邓小平和江泽民。假如张汝泉真的散布了什么“不实言论”,恶意诽谤而伤害到了邓小平或江泽民的权益,也该是由这两位当事人主动提出侦查的告诉要求,检察单位才能侦办;岂能因为邓、江曾是国家领袖,司法部门便可越俎代疱?何况,“被诽谤”的邓小平早已过世,法院又如何证明张汝泉的言论是不实言论,且邓小平认为对他造成了损害?更荒谬的是,只因为批评领袖,就犯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该罪名说不过去,又改成了诽谤罪。总之,党的领袖不能批评,批评就是大罪,就要坐牢。“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诽谤罪”都是欲加之罪,用以镇压民言。

七、入侵人民电子信箱也属正当侦查程序

政府在起诉公民触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时,在侦查程序上恣意地侵犯人权,完全违背刑事诉讼上的正当程序。

举例而言,2009年刘晓波因为《零八宪章》被起诉。北京第一中级法院判决书中明白写道:“14、公安机关出具的现场勘验、检查笔录及工作说明证明:北京市公安局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处对刘晓波使用的电子邮箱进行了核查,经查刘晓波使用的邮箱属境外,通过密码登陆邮箱中核实,邮箱发件箱中最早发件时间为2008年11月25日,发送的邮件中有30封涉及发送《零八宪章》。”

试问:刘晓波未将自己的密码告知检警单位,检警单位如何“通过密码登陆邮箱”?显然,当局是非法侵入私人信箱。为了打压异议者,政府连最基本的人民信息权利也可以恣意地侵犯。过去常听说的是中国当局监控国内外异议者的通讯,窃听电话或拆检信件,如今甚至可以在没有密码的情况,依然能入侵人民电子邮件信箱,竟还堂而皇之地当作法院审判上的呈堂证供,实在惊人。谷歌选择撤出中国大陆,原因之一,就是中国政府不顾人民信息权利,要求侵入异议者信箱。监控国内外异议者的通讯,侵入他们的电邮信箱,窃听他们的电话,扣留拆检他们的信件,中国当局从来如此,肆无忌惮,这些早就是公开的秘密。谷歌被迫撤出中国大陆,原因就是中国政府践踏言论自由,非法侵入异议者信箱。

八、找御用学者帮恶法背书

中国政府日益感受到国内外法学界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批评和谴责——它被称为恶法、没有合理性;该法的正当性逐渐丧失,于是,他们除了“来硬的”,抓人定罪入狱之外,还要“来软的”,找御用学者帮该恶法背书。

刘晓波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一案二审宣判后,中国官方媒体采访了“著名刑法学者、国际刑法学协会中国分会会长、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高铭暄教授,为该判决的“正当性”造势。

该教授称:“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是各国都有的法律、言论自由本来就需要受到限制……“当前多数国家刑法中都有侮辱、诽谤、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等犯罪的规定。比如,德国刑法第90条b规定了针对宪法机构实施敌对宪法的诋毁犯罪;瑞典刑法典第16章第5条规定了煽动规避公民义务或者违抗公共机构的犯罪;意大利刑法第342条规定了侮辱政治、行政或者司法机构犯罪……。在西方国家以煽动治罪的案件也时有发生。比如,美国在上个世纪就先后审理了申克邮寄反征兵传单,煽动军人反抗服役案;艾布拉姆斯印制、张贴反对美国出兵的传单,呼吁军火业工人进行总罢工案等。”

然而,他举出了这么一大串的各国例子,却没有仔细考察该等法律在这些国家中的实际运作,构成要件的严格程度为何。这不过是说“他们有恶法,所以我们有,又何妨?”对之,笔者实在难以苟同。

九、妖魔化国际人权声浪

另外,当遭遇到国际声浪质疑时,中国官方则是祭出民族主义,妖魔化国际人权声浪是有意“干涉内政”、把人权问题当作“政治工具” 。

不久以前,由《环球时报》记者撰写、转载至官方网站“中国法院网”的一篇文章“欧洲议会又拿人权压中国”,就是这样的立场。文章写到:“亚欧北京峰会召开前夕,欧洲议会却发出不和谐声音,该议会于当地时间23日上午11时投票决定,将2008年萨哈罗夫人权奖授予已被中国法院判刑的胡佳。欧洲议会选择这个时机显然是想借亚欧峰会向中国施压。”“中方对此提出强烈抗议。外交部发言人秦刚23日在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在人权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我们反对利用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胡佳是由于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中国司法机关判刑的罪犯。把这样的奖项颁给一个罪犯是对中国司法主权的干涉,也是对人权的不尊重,与人权宗旨背道而驰。中方就此向欧盟方面提出严正交涉。”该报道并且还采访了一位匿名的专家,他表示“欧洲没几个人了解胡佳的所作所为,人权奖是欧洲议会借以向中国施压的政治工具。至于胡佳还是其他什么人得并不重要。”

欧美国家可能的确有不真诚地关心人权,而会将人权议题当作政治工具来作为国际交涉的手段的事情。但问题是,这就代表了人权议题不重要吗?中国政府镇压异议者,不该被谴责吗?

十、不予响应批评与建言

目前,中国政府没有认真从法制的角度考虑类似“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恶法,而是将所有批判声浪不予理会,坚持这是应有的中国法律。

2003年8月的《北京之春》杂志上,李建强等律师、法律学人率先发表了“关于废除或修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建议书”,公开呼吁国家主席胡锦涛、全国人大常委会:“废除或修改《刑法》105条第二款、废除或修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发起了反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第一波。

当时公开联署的律师、法律学人和知识界人士包括:李建强律师(青岛)、刘瑞峰(青岛)、郭国汀教授/律师(上海)、王继海(上海)、苏波律师(广西)、孟庆强律师(山东)、朱传清教师(山东)、李君友律师(山东)、宋小芳律师(甘肃)、巩南律师(河南)、李苏滨律师(河南)、刘华玲律师(湖南)、徐忠律师(淄博)、唐远瞩律师(长沙)、陈航海律师(江西)等。

而其它包括维权网、独立中文笔会等团体,或是法政学者个人,也都曾呼吁废弃或修正这一法令。他们逐一论证为何该法令不当,包括“过度模糊的定义”、“可以任意解释”、“执法过重成为政治工具”等等。细查他们呼吁文章中的论证水平,都相对逻辑严谨、言之成理。然而,中国当局却从未认真响应过民间的批判声浪,并且对这些来自民间的批评进行严厉的镇压。

恶法下一再发生的悲剧该如何避免?我们需要进一步检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在当前中国社会中的实际背景和意义,才能做出更完整的思考。

(待续)

注:作者为英国伦敦大学Goldsmiths学院社会学博士生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透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下)
——中国威权资本主义下的政经利益犯

林柏仪
(接上期)

维权网2008年2月发表的“致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开信”指出:中国官方在1997年修改刑法时废止了“反革命”罪,以“颠覆国家政权”等危害国家安全罪取而代之。“

当时,许多评论家对这一将刑法制度从政治中脱离的改革作了正面评价。但是,后来的经验证实这种脱离并没有兑现。各种国家安全罪仍然经常被用来惩罚行使中国宪

法和国际人权法保障的表达自由的公民。”这是中国“换汤不换药”的恶法状况。

该文进一步指出:“关注中国人权的美国非政府组织对话基金会认为,2006年被控危害国家安全罪的人数比2005年增加了许多。对话基金会的报告指出,其人数2006年

是2005年的一倍。”

我们需要了解:这样一种“换汤不换药”,甚至“更加扩张”的恶法,究竟其背后的动力为何?有没有什么根本上的改变?

关注法律背后的社会关系

今年6月我和友人到香港参访时,和一个深圳青年谈了许久。他跟我抱怨了不少中国的政治状况、并且忧心忡忡地表示:“中国目前的社会,实在是太不公平了!”然

而,当讨论到该如何可能改变这样的状况时,他却始终无奈地说:“实在很难,没有办法”,“在中国只要踏过红线,碰到敏感议题,政府一定会来阻止你”。这让我

真实地感受到,中国威权镇压所产生的威慑作用如此之大,普遍地在中国人民心中留下了痕迹:挑战政府的事碰不得。而能造就这样的效应,“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的实行,有着关键的影响。

英国兰开司特大学(University of Lancaster)社会系教授Bob Jessop长年研究国家机器,他强调要将法律和国家当作是一种“社会关系”的展现。也就是说,不将

法律和国家给予本质化,赋予独立于社会之外的角色,而是要将与其连结的社会关系一并观察,才能够清楚理解它们的内涵与逻辑。这样的说法或许有些抽象,但套用

到中国“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来看,会有新的启发。

过去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等恶法的批判,多数是依循着该法的内容与逻辑进行,例如指出其作为一项刑法,相关的“构成要件”是否合理。当然,这往往也是一

种相对“安全”的策略:就法论法,似乎能减少中共政权的封杀。然而,Jessop的理论提醒:我们要关注的不只是这些罪名的内容和逻辑,而是要一并将其延伸,来探

索其背后所反映的“社会关系”为何,因为,这背后的“社会关系”,才是维持恶法的基础所在,或者甚至可以说,所谓的“恶法”本身就可以视为是一种社会关系,

是一种由国家机器所运行的“政策”。通过国家与社会双边互动而构成法律的观点,我们可以更深入地分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等恶法是中国国家和社会什么样

的“社会关系”,所采取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治理“策略”。

恶法实践透露的中国威权资本主义

循着这样的思考路径,我们在关注“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时,需要同时批判中国目前实行的政治经济模式———“威权资本主义”。是这样的政治经济模式,支持创

造这样的法律罪名当作政治工具,来镇压公民的人权。恶法和政经体制两者,在设置上和实践上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以中国政府现在大力推动的“和谐社会”、“维稳”为例。我们在上回已经谈到诸多例子,中国政府为了追求“和谐”“稳定”,不惜大力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等

罪名镇压社会中的异议者和反抗者。然而,要注意,这样的镇压和控制,越来越有着“选择性”:政府不只是憎恨那些散播反政府言论的人,他们更憎恨那些干扰“威

权资本主义”运行、戳破官商勾结、断其财路的人。

对付这些侵犯到他们利益的异议者,政府采取的手段甚至不是公开地在法院冠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处罚,有时甚至暗中勾结黑道,把反抗者神不知鬼不觉地“处

理”掉。自从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这在各地方政府的暴政中,特别能够看到。为了要维护招来厂商的黑金暴利,各种镇压人民的黑白手段,地方父母官都干得出

来,其中许多以法律名义将人入罪。所谓的维护“和谐社会”,也就是要维护能让统治阶级获益的“威权资本主义”。

从“政治思想犯”到“政经利益犯”

进一步说,通过历史性地分析我们将能发现,在1980年代“改革开放”前,过去的“反革命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是属于中国“威权社会主义”的产物,其主

要针对的对象,是被中共政权认为不合乎社会主义的异议者。这是传统意义下的“政治思想犯”,政府镇压思想上的异议者,维护社会主义思想和体制。

然而到了1997年,经历了十余年“改革开放”之后,“反革命罪”及“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替换为“颠覆国家政权罪”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表面上,前后两

个罪刑都是缺乏明确标准、任意罗织政治罪名的恶法,然而究其背后所代表的社会力与社会关系,却有着关键区别。在实践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已经不是真正

用以处置“反革命”、实行“社会主义”的刑罚,而是成为中共当前“威权资本主义”的打手,维护的是官商具体的政经利益。

这前后两者罪刑的差别在哪?最大的差别在于,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来镇压异议者的力量,已经不只是中共官方而已,而更包括了“资本”的力量,以及一连串

地方官僚与资本勾结形成的“政经复合体”。过去,顶多只有得罪官方的异议者,可能遭受刑罚处置;然而在今日,不只是得罪官方,连得罪和官方关系密切的大资方

,也可能因为意见不同而锒铛入狱。处置的对象,从过去单纯的“政治思想犯”,延伸到成为今日的“政经利益犯”。整体来说,控制的范围更是广大,而控制的目标

,更是超出了过去的“政治计划”,而成了促进“资本不断积累”的禁脔。

因此,不只是要“颠覆政权”的“革命分子”可能遭遇不测,在这个年代,只要是影响资本利益的各种劳工权益、环境权益的“维权分子”,或“工运分子”、“农运

分子”都可能是中国“颠覆国家政权罪”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要处置的对象。又或者,官方对于威胁较轻的民间活动,也会在祭出刑法之外,采取其它阻挠措施

,这使得仅仅是要“扶贫”等民间组织也不得发展,只因为其在活动中随时可能触犯权贵的利益,一不小心就成了“政经利益犯”。

扶贫沦为政经利益犯的实例

举例而言,就在今年的2月,享誉国际、积极投入消灭贫穷工作的“乐施会”(Oxfam),其香港分部举办的青年活动,也遭中共教育部党组的公开封杀。

当时中国官方发出一份《防止香港乐施会招聘大学志愿者》的紧急通知到各大学,指称:“香港乐施会属于竭力向我内地渗透的非政府组织,且其负责人是反对派骨干

。鉴于我教育系统特别是高校的特殊性,要断绝与其任何来往,不与其有任何形式的合作。各地教育部门和高校要统一思想,提高警惕,认识到香港乐施会招聘我大学

生志愿者的用心不善,切实做好防范工作。”在强而有力、一条鞭的党务系统下,中国官方也的确成功阻挠了中国青年向香港乐施会学习扶贫工作的可能。

消息传出,民间维权人士纷纷大叹不可思议,因为长期以来,香港乐施会在中国的相关活动,就是走着“不批评中国政府”、“不直接介入维权活动”的“温和NGO路

线”。然而,连温和的香港乐施会,要办个“实习青年招募”,都招来中共政权如此打压,更别提其它更深入的社运组织要如何发展了。

一个合理的结论是:问题已经不是运动人士态度温和与否、批不批评党,而是只要从事的活动凸显了当前中国政经体制的矛盾所在——威权资本主义下的阶级压迫——

就成了必须要被镇压的对象。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标榜“温和”的维权组织或维权人士,同样遭到了中共官方的封杀,因为他们的活动,触及了这个体制继续运行的

利益。

虽然目前遭受“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等危害国家安全罪镇压的人士,依然不少是传统上的“政治思想犯”,然而也有了倾斜的轨迹,越来越多的触及到资本利益的“政

经利益犯”,成为中国官方选择性镇压的对象。我们需要正视这样变迁背后代表的意义,才能理解诸多国家安全罪实践上的动力轨迹为何。

中国威权资本主义镇压异议者的三个动力轨迹

我们可以试着指出中国威权资本主义镇压“政经利益犯”,至少存在着三个动力轨迹。

第一、中国政权对异议者的镇压活动,日益受到资本利益的影响。如前所述,过去实施“威权社会主义”模式的中国,其政治控制主要是为了政权自身的稳定,以及有

意推行的思想和实践。然而在“威权资本主义”的今日,中国政权不只得为了自身利益进行政治控制,还得为资本利益服务,以让此政经体制得以继续运作。例如,当

前中国政权对各种罢工、工会、劳资冲突的介入,甚至对于带头工运分子的镇压,都反映着这样的轨迹:不只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有问题”,而是他们妨碍到了具体的

“政经利益”,特别是资本的利益。

第二、中国的威权资本主义采取了一种“地方相互竞争”的模式,让各个地方政府为了发展自身的政经利益,努力站在资本的角度与其结合,甚至不惜牺牲任何人民的

利益。如同我们观察到的,中国当前的各个地方政府,已经成为中央政府之外,镇压异议者最大的原凶,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背后反映了,不论是来自法律或是事

实上的政治镇压,都和“政经利益”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在“地方相互竞争”的模式之下,地方政府甚至可能有着带头镇压异议者的主要动力。

第三、资本主义内部的经济危机规律,使得采取威权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中国政权,必须在危机来临时,采取更加严厉、更加细微的政治控制手段,来弭平将使危机更

加剧烈的任何挑战者。我们可以发现,自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内部的各种阶级冲突已经越来越明显,而也正是在此时,中国官方对各种异议者的镇压,有着

越演越烈的趋势。尽管有时表面上是以疏通的方式呈现,但都反映了: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中共政权,越来越受到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限制,而资本主义内在的危机问

题,不但迫使中共采取各式各样的政治控制,甚至也预言了下一波中国巨大政经危机或变革的来到。

这些对镇压动力轨迹的分析,也是期望提醒当代的中国异议者:在对抗“中共政权”之外,“资本”也必然会是异议者需要对抗的对象。唯有将两者共同纳入分析,透

视基于他们利益轨迹而来的种种镇压,才能理解我们为何被镇压,恶法为谁而服务。

总结来说,要透视各种危害国家安全罪背后所显现的压迫来源,单单靠“去政治经济分析的自由主义人权论述”,是不足够的。我们必须要结合批判性的政经分析,指

出那一整套支持、运用“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背后黑手,予以痛击。特别是需要提醒到:不能天真地认为,中国拥抱了西方的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中国人民的人权

就会到来;恰恰相反,在资本主义的获利需求以及其和威权中国的结合下,中国成为了世界的生产工厂,为了利润,为了政商勾结,中国人民的人权更是如同风中残烛

,随时有被侵害的可能。

结语:期许广大的人权关注

有意拿起镇压工具的统治力量,越来越复杂;然而,被镇压的人民一端,将会如何面对?

我的朋友告诉我,中国政府现在对付维权运动,有三大准则:“去串连、去领导、去多数”,通过这些控制手法,来让所有的维权运动成为孤立的少数事件。这不但维

护了中国政权的稳定,也使得当前的“世界工厂”,能继续运行不坠。但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这些控制手法是怎么奏效的?不是因为那些维权行动者真的被断绝了

联系,成为个别的行动者,而是因为多数的中国人民,不但没有投入行动支持,反而冷眼旁观,甚至是成为支持镇压的意见帮凶。自然而然,维权也只能是个别事件,

无法成为政治运动。

然而,当政治运动成为维权行动者的个人抵抗时,这样的政治运动还有可能维系吗?基本上是困难的。当那些“烈士”成为孤单的个人,他们的家人只能隐蔽在阴暗的

角落中,不但没获得肯定,甚至是连安全都难以确保,这样的环境,又怎么能说服新一代的行动者要为理念牺牲,当那只扑火的飞蛾呢?更何况,如今我们要面对的敌

人,恐怕已经不只是一个“政党”或“政权”而已,而是权力和资本交错的一套威权资本主义政经体制。

面对当代中国的威权资本主义体制,我们有充足支持变革的声音吗?我们要问:我们新一代的中国朋友,真诚关心自身以外,整体政治经济要变革吗?如果是,我们不

该让这些受难者成为个别被噤声的烈士;星火燎原需要广大的要求改革的力量支持。在下一次镇压到来之前,让我们牵起手,一起在认识问题的过程中,看清楚压迫来

源的轨迹,缓缓地向前迈进。倘若我们都看到,那条“红线”有踏过去的必要,与其是让烈士悲剧一再上演,不如更多人一起走过去吧!

注:作者为英国伦敦大学Goldsmiths学院社会学博士生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推动法制建设,扩大公民社会的空间,为推动中国人权事业的进步服务。

事发地安徽省安庆市潜山县警匪勾结、官匪勾结,对退伍军人王焰进行残无人道的洗脑人体实验2007——2017

发表实名质举报信对受害人来说确实是下下策,可是,对于一名脑控实验受害人来说,是属无奈之举,敌人在暗处,搞见不得光的秘密勾当,而受害人我在明处,毫无隐私可言,即使不实名举报,也不会有什么好的处境和下场,原来的信息封闭社会里,像脑控受害,搞死个人就像死条狗,即使在信息发达的今天又能怎样呢,类似于网络流传的湖北武汉彭公乾?类似于浙江钱云会?我想还是公开好,如果真有警方暗中勾结黑社会组织对受害人洗脑人体实验,我相信,上级政府一定会主持公道查个水落实处,还大家一个清白。对于可能遭到报复,试想,即使不举报,不实名举报,脑控受害人又会过得好吗?暗害明害都一样。记得武汉彭公乾说过:明虱尚不能捉,罔论阴虱?,我现在也想表达:黑社会都没有办法对付,还要对付政府官员。

有民间俗语:不怕黑社会,就怕社会黑,这句话解释原意是:所谓“黑社会”就是一些为非作歹的不法之徒啸聚成团伙,对善良民众或敲诈勒索、或欺行霸市、或侮辱妇女、或称横耍霸,乃至贩毒走私,杀人越货,扰乱社会秩序,祸害百姓,其危害当然不小,不容忽视。由于干的都是些见不得阳光之事,故其团伙组织,只能在荫蔽暗藏中活动,所以“黑社会”便由此得名。
黑社会组织在许多国家都有,有的能量还相当大。但终究是些鸡鸣狗盗行凶作恶之徒,因而不会得到主流社会的认同。更不可能受到政府机关,公、检、法、司等部门的承认和保护。所以黑社会虽能一时猖狂,但终究是只能躲在阴暗角落里的小丑,不可能成大事,这便是人们常说的邪不压正,就是这个道理。
然而令人震惊的是,近年来中国社会上,某些行凶作恶之徒有时竟然沐猴而冠,登堂入室,俨然以“正面”人物出现,不但受到某些国家权力机关的纵容和保护,甚至某些人本身还成了有权势的执法者。不仅使受害者无处伸冤,甚至敢于为受害者伸张正义鸣不平的,反而受到打压,这就令人匪夷所思了,于是人们将这种怪现象称之为“社会黑”。

记得重庆前公安局长王立军对杜琪峰说,我们不怕黑社会,就怕社会黑。黑帮可以打击它,但整个政治架构一旦有黑的话,反而是最可怕的。


还有一句俗话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句话的解释是允许当官的放火胡作非为,不允许老百姓点灯照明。指有权有势的人自己可以胡作非为,老百姓却连正当活动也要受到限制。出自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五:“田登作郡,自讳其名,触者必怒,吏卒多被榜笞。于是举州皆谓灯为火。上元放灯许人入州治游观,吏人遂书榜揭于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  后因以“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形容统治者为所欲为,却限制人民自由。亦泛指自己任意而行,反而严格要求别人。比喻统治者能够胡作非为,老百姓的正当言行却受到种种限制。 现比喻只许自己任意而为,不许他人有正当的权利。

州官,我查了一下,在旧社会比县官大一点点,相当于地级市市长,按照部队级别,最高正师级干部。即使在今天的官场,也是相当有权的,就算是法律层面,我们的国家施行两审终审制,二审也就是到中级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还不如一个市公安局局长实权大,并且,中国又不是美国,司法独立、媒体独立,官员竟选,在美国FBI要想操控一个法官意志或媒体、官员意志,似乎不是送钱送物送美女这么简单,更不是国家安全这么简单的事情。并且美国人民(还是用百姓比较实在),从小接受独立思想教育,能不能被煽动成“社会黑”而迫害受害人是个大问号,而在中国,从我目前经历十年受害情况看,一点改变自身受害的处境都没有,这也是我不断在网上揭露自身受害人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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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发地安徽省安庆市潜山县公检法纪系幕后故意制造冤假错案,暗中勾结以潜山县余井镇为首的黑社会犯罪集团,警匪勾结,官匪勾结,对退伍残疾军人王焰实施残无人道的洗脑人体实验(脑控),而至今无法正常工作生活2007——2017

我是安徽省安庆市潜山县梅城镇访民王焰,是一名退伍残疾军人,2003年从原江苏南京73211部队退伍,2007年被锁定为洗脑人体实验受害人,2008年走上信访维权之路,从潜山县到安庆市,从安徽省到北京,一次次无果而终的上访,让我逐渐摸清了我及我家十年来无法像正常人一样工作生活的原因,那就是:在事发地安徽省安庆市潜山县,一个由公检法纪系幕后操控的黑社会犯罪集团,警匪勾结,官匪勾结,对我进行一项秘密的见不得光的,涉及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生理学、毒理学的洗脑人体实验,在没有时间和底线的情况下,把我当作犯人、嫌疑人、孬子,画地为牢地打着“秘密侦查”的幌子,煽动社会迫害,用一切都是虚假和欺骗的手段,让上级党、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领导装作一切都很正常。导致对我的诉求和冤曲长期无法及时有效地解决,甚至受到事发地人民政府变本加厉地迫害打击。
通过我长期观察,参与政法系对我长期洗脑实验的单位有:潜山县公安局经侦、刑侦、治安负责人及副局长、潜山县纪委有关负责人、潜山县民政局优抚股负责人、潜山县梅城镇人民政府有关负责人、潜山县王河镇皖潜村,以及受潜山县公安局操控的潜山县余井镇黑社会犯罪集团。
举报对象:
安徽省安庆市潜山县公安局副局长长期保护以余井镇黑社会犯罪集团,拉笼潜山县纪委故意制造冤假错案,执行警匪勾结、官匪勾结,对退伍残疾军人王焰进行长达数十年的迫害洗脑和被精神病而至今无法正常工作生活(不给平反)2007——2017
举报内容:
王焰,19982003年在江苏南京73211部队服现役,20037月因在原部队服现役期间参加江苏高邮抗洪抢险期间导致病情加重(强直性脊柱炎),被原部队评定二等乙级残疾,发《革命残疾军人证》,苏卫荣字第00209号,并于同年12月退出现役回潜山县。我今天需要举报的是安徽省安庆市潜山县公安局副局长长期充当该县以余井镇黑社会组织性质为大头目犯罪集团的保护伞,并利用自身职权便利,拉笼潜山县纪委和潜山县民政局相关人员一起,在2007年左右对王焰故意制造冤假错案(像文化大革命一样,秘密销毁了王焰在部队服役五年的立功受奖、入党材料及重要军残鉴定档案),执行煽动社会迫害和慢性毒药残害的精神控制术(洗脑实验),并且暗中勾结了以潜山县余井镇为首的黑社会犯罪集团,有计划、有目的地将我操控成一名精神病人至今而无法正常工作生活,对王焰家人生活的潜山县王河镇皖潜村也利用黑社会组织(地痞)长期进行破坏迫害甚至于虐待等见不得光的地下秘密活动。
受害结果:
由于长期的迫害和慢性毒药残害,导致我有医院检查的肝硬化、胆囊炎、动脉硬化,给我甚至我的孩子、家人精神和身体带来终身无法逆转的损害。
怀疑线索:
潜山县的黑社会组织以余井镇人居多,黄柏镇也有,因为听说以前黄柏镇有一家全部被当做实验品做掉了,我生活的潜山县梅城镇政府不少干部经黑社会组织拉拢腐蚀加入了黑社会,成为了保护伞,替黑社会效力卖命,成为给我洗脑的传话筒、留声机。
具体的涉黑涉腐或骨干成员职务和名单:
原安庆市政法委书记王章来(安徽潜山人),潜山县原政法委书记徐雷生(重要负责人),现任潜山县政法委书记叶昌盛,潜山县公安局副局长黄德奕、汪晓春、陶世罕、潜山县公安局侦查(经侦、刑侦)大队吴晓刚等等(负责人及重要骨干主要在公安局),潜山县副县长操龙文(骨干),原梅城镇政府副书记王水生,梅城镇政府原书记余永灿(骨干),潜山县计生委张祖东,潜山县民政局副局长李晓涛、潜山县民政局优抚股余劲松(重要成员),梅城镇政府现任书记张文胜(骨干),梅城镇政府现任副镇长江海峰(骨干)、工作人员汤富强、张陈刚(小喽罗),潜山县法院执行庭长汪守源(骨干)、潜山县法院黄埔法庭法官朱邦斌,潜山县王河镇皖潜村王银河、吴汪保(骨干)、周炉、全炉、“鸽子”、王数清,汪力强(梅城镇东关乡社区)。

我目前的处境:
就事论事地说是冤假错案没有公开平反,被精神病也没有司法机构出面鉴定,遭慢性毒药残害也没有组织出面承担,幕后操控、秘密监控和谋杀式实验还在暗中进行。特别是我生活的事发地安徽省安庆市潜山县,可我和我家是一个社会的弱势群体,没有足够的金钱和权力来和当地的腐败官僚、黑社会组织,甚至于轮子功式的邪教组织作斗争(躲猫猫),希望得到各位网友的关注。
上述是我被精神病受害的大概,在现代法治、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在大别山革命老区安徽省安庆市潜山县还隐藏着一群吃人不吐骨头,作恶多端,凶狠狡诈的黑社会犯罪集团,靠金钱美女和义气拉拢腐蚀政府部门重要人员(警匪勾结、官匪勾结),对我家执行残无人道的精神控制术,这是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们无法接受的,同时,我也会继续向中纪委、中央政法委、公安部及安徽省公安厅和全国人大代表进行举报。
我深信,一定会得到上级各级领导和职能部门的高度重视,有朝一日一定会将这些对我发动攻击的牛鬼蛇神们绳之以法,一网打尽,让我及我家早日恢复一个不被秘密操控的,正常的社会生活环境。

王 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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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8月20日 星期日

事发地安徽省安庆市潜山县警匪勾结、官匪勾结,对退伍军人王焰进行残无人道的洗脑人体实验2007——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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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发地安徽省安庆市潜山县警匪勾结、官匪勾结,对退伍军人王焰进行残无人道的洗脑人体实验2007——2017




 事发地安徽省安庆市潜山县公检法纪系幕后故意制造冤假错案,暗中勾结以潜山县余井镇为首的黑社会犯罪集团,警匪勾结,官匪勾结,对退伍残疾军人王焰实施残无人道的洗脑人体实验(脑控),而至今无法正常工作生活2007——2017

我是安徽省安庆市潜山县梅城镇访民王焰,是一名退伍残疾军人,2003年从原江苏南京73211部队退伍,2007年被锁定为洗脑人体实验受害人,2008年走上信访维权之路,从潜山县到安庆市,从安徽省到北京,一次次无果而终的上访,让我逐渐摸清了我及我家十年来无法像正常人一样工作生活的原因,那就是:在事发地安徽省安庆市潜山县,一个由公检法纪系幕后操控的黑社会犯罪集团,警匪勾结,官匪勾结,对我进行一项秘密的见不得光的,涉及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生理学、毒理学的洗脑人体实验,在没有时间和底线的情况下,把我当作犯人、嫌疑人、孬子,画地为牢地煽动社会迫害,用一切都是虚假和欺骗的手段,让上级党、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领导装作一切都很正常。导致对我的诉求和冤曲长期无法及时有效地解决,甚至受到事发地人民政府变本加厉地迫害打击。
通过我长期观察,参与政法系对我长期洗脑实验的单位有:潜山县公安局经侦、刑侦、治安负责人及副局长、潜山县纪委有关负责人、潜山县民政局优抚股负责人、潜山县梅城镇人民政府有关负责人、潜山县王河镇皖潜村,以及受潜山县公安局操控的潜山县余井镇黑社会犯罪集团。
举报对象:
安徽省安庆市潜山县公安局副局长长期保护以余井镇黑社会犯罪集团,拉笼潜山县纪委故意制造冤假错案,执行警匪勾结、官匪勾结,对退伍残疾军人王焰进行长达数十年的迫害洗脑和被精神病而至今无法正常工作生活(不给平反)2007——2017
举报内容:
王焰,19982003年在江苏南京73211部队服现役,20037月因在原部队服现役期间参加江苏高邮抗洪导致病情加重(强直性脊柱炎),被原部队评定二等乙级残疾,发《革命残疾军人证》,苏卫荣字第00209号,并于同年12月退出现役回潜山县。我今天需要举报的是安徽省安庆市潜山县公安局副局长长期充当该县以余井镇黑社会组织性质为大头目犯罪集团的保护伞,并利用自身职权便利,拉笼潜山县纪委和潜山县民政局相关人员一起,在2007年左右对王焰故意制造冤假错案(像文化大革命一样,秘密销毁了王焰在部队服役五年的立功受奖、入党材料及重要军残鉴定档案),执行煽动社会迫害和慢性毒药残害的精神控制术(洗脑实验),并且暗中勾结以潜山县余井镇为首的黑社会犯罪集团,有计划、有目的地将我操控成一名精神病人至今而无法正常工作生活,对王焰家人生活的潜山县王河镇皖潜村也利用黑社会组织(地痞)长期进行破坏迫害甚至于虐待等见不得光的地下秘密活动。
受害结果:
由于长期的迫害和慢性毒药残害,导致我有医院检查的肝硬化、胆囊炎、动脉硬化,给我甚至我的孩子、家人精神和身体带来终身无法逆转的损害。
怀疑线索:
潜山县的黑社会组织以余井镇人居多,黄柏镇也有,因为听说以前黄柏镇有一家全部被当做实验品做掉了,我生活的潜山县梅城镇政府不少干部经黑社会组织拉拢腐蚀加入了黑社会,成为了保护伞,替黑社会效力卖命,成为给我洗脑的传话筒、留声机。

我目前的处境:
就事论事地说是冤假错案没有公开平反,被精神病也没有司法机构出面鉴定,遭慢性毒药残害也没有组织出面承担,幕后操控、秘密监控和谋杀式实验还在暗中进行。特别是我生活的事发地安徽省安庆市潜山县,可我和我家是一个社会的弱势群体,没有足够的金钱和权力来和当地的腐败官僚、黑社会组织甚至于轮子功式的邪教组织作斗争,希望得到各位网友的关注。
上述是我被精神病受害的大概,在现代法治、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在大别山革命老区安徽省安庆市潜山县还隐藏着一群吃人不吐骨头,作恶多端,凶狠狡诈的黑社会犯罪集团,靠金钱美女和义气拉拢腐蚀政府部门重要人员(警匪勾结、官匪勾结),对我家执行残无人道的精神控制术,这是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们无法接受的,同时,我也会继续向中纪委、中央政法委、公安部及安徽省公安厅和全国人大代表进行举报。
我深信,一定会得到上级各级领导和职能部门的高度重视,有朝一日一定会将这些对我发动攻击的牛鬼蛇神们绳之以法,一网打尽,让我及我家早日恢复一个不被秘密操控的,正常的社会生活环境。

王 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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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8月15日 星期二

众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敦促川普谈人权

众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敦促

川普谈中国人权状况恶化了。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minority leader Pelosi urged
Trump talked about China's human rights situation deteriorated.
2017年4月7日 01:13
  • 美国之音
House Minority Leader Nancy Pelosi



众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敦促川普Trump跟习近平谈人权
2017年4月7日 01:13
美国国会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在川普总统会晤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前夕致函川普,敦促他向习近平提及
中国人权问题,以支持那些因为自己的宗教和政治信仰
遭到迫害的人。
佩洛希在信中说,国家和经济安全问题固然重要,但人权
是与中国这样的国家建立公平贸易关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些国家剥削本国劳工,在劳工方面还有其它不公平做法,
并扼杀自由言论和不同意见。
这位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写道:“尊重中国人权在国会得到
两党强烈支持。自从天安门事件后,中国恶劣的人权纪录
一直受到关注。在习主席领导下,人权纪录恶化了。”
Respect for Chinese human rights in Congress has 
received strong support from both parties. Since 
the Tiananmen incident, China's harsh human rights 
record has been a concern.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President, the human rights record has deteriorated.
佩洛希说:“我相信,总统先生,如果我们出于商业利益
而不在中国人权问题上大声和明确发言,我们会失去在
世界任何地方为人权而仗义执言的道德权威。”I believe 
that Mr. President, if we speak out loud and clear 
on the issue of human rights in China, we will lose 
the moral authority to speak for human rights 
anywhere in the world.



implore the world's people concerned about China government mind control human experiment ten years Victims Wang Yan2007——2017
that power organization——Injustice case
73211 force Veteran soldier Anhui Province anqing Qianshan County wang yan suffer government Mandatory Psychiatric 2007——2017
mind control human experiment is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Address: QianShan County, Anhui , Anqing City , China
E-mail : wangyanba001@gmail.com
Phone +86—15055472117
my blog : http://www.1339624141.tumblr.com/
disk dv——http://1drv.ms/1l8aSHq

——THINK YOU
BrainwashingMind controlhuman subject researchHuman Rights in China enforced disappearancescrimes against humani610 officeTotalitari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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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对中国的人权报告:中国人权严重恶化了,英国必须重新检视对华政策。

英对中国的人权报告:中国人权严重恶化了,英国必须重新检视对华政策。

6月28日,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在英国国会大厦内举行中国人权报告的发布会。从右至左,前香港总督彭定康男爵、大卫•伯罗斯议员(David Burrowes MP)、加拿大世界小姐林耶凡、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主席菲奥娜•布鲁斯议员(Fiona Bruce MP)、副主席本尼迪克特•罗杰斯议员(Benedict Rogers MP)、香港书商桂民海的女儿安吉拉•桂(Angela Gui)、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工作人员。(罗元/大纪元)
   标签: 人权, 活摘, 英国
6月28日,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在英国国会大厦内举行中国人权报告的发布会,这份长达近70页的报告以“最黑暗时刻”(The Darkest Moment)为题,列举数十个中共侵犯人权案例,并针对中国人权状况提出22条建议,其中包括针对中国活摘器官建立一个国际性独立调查。报告呼吁英国政府重新检视所谓“黄金时代”的对华政策。报告强调对人权的维护是站在中国人民一边。
英国政府内保守党人权委员会主席的菲奥娜•布鲁斯议员(Fiona Bruce MP)丶副主席本尼迪克特•罗杰斯议员(Benedict Rogers MP)丶委员大卫•伯罗斯议员(David Burrowes MP)丶前香港总督彭定康男爵丶英国议会跨党派中国事务小组主席理察•格雷厄姆议员(Richard Graham MP)丶还有蒂姆•劳顿议员(Tim Loughton MP)都出席了发布会;出席发布会的还有远道从加拿大来的加拿大世界小姐林耶凡,被绑架的香港书商桂民海的女儿安吉拉•桂(Angela Gui),她们的遭遇都被收在这份报告中。
6月28日,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在英国国会大厦内举行中国人权报告的发布会。
6月28日,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在英国国会大厦内举行中国人权报告的发布会。(罗元/大纪元)
6月28日,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在英国国会大厦内举行中国人权报告的发布会。
这份人权报告分为12个部分,包括:1丶恐吓,绑架,电视忏悔,宣传战和恐惧气氛,2丶对律师和人权捍卫者的打击;3丶压制性立法;4丶言论自由;5丶宗教或信仰自由;6丶新疆;7丶西藏;8丶法轮功;9丶活摘器官;10丶香港;11丶对中国和香港的英国外交政策;12丶结论。
保守党人权主席:英要当保护中国人权的国际领导者
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主席菲奥娜•布鲁斯议员(Fiona Bruce),在发布会上发言
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主席菲奥娜•布鲁斯议员(Fiona Bruce),在发布会上发言(罗元/大纪元)
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主席菲奥娜•布鲁斯议员(Fiona Bruce),在发布会上发言
去年被英国首相任命为保守党人权委员会主席的菲奥娜•布鲁斯议员(Fiona Bruce),在发布会上的发言中说:“我们认为英国政府应当重新审视与中共打交道的方式,与中国进行贸易的同时,对人权的关注必须是我们与中国关系中一项不可缺少的部分。”

她引用英国外交大臣菲利普•哈蒙在《人权与民主报告2015》(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Report 2015)中的表述:“人权是发展经济的基础,也是建立稳定丶和平与繁荣的世界的基础。”“促进人权是英国国家利益的基本组成部分。”“人权成为主流,使之成为英国外交官日常工作的核心。”
她说:“我绝对同意这些原则,但是正如该报告所指出的,在与中国的关系问题上,英国更应该做的,是把这些原则付诸实际行动。”
“我们希望政府严肃考虑我们在报告中列举的证据与建议,英国对中关系需要恰当地被重新审视和重新校准,英国将在国际社会中扮演宣传和保护中国人权的领导角色。”
“如果中国要成为英国企业可以有信心投资的地方,法治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本报告中强调出的许多问题应该引起严重关注。”
保守党人权副主席:现在应为中国人权站起来
3、图说: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本尼迪克特•罗杰斯议员(Benedict Rogers MP)在发布会上发言
3、图说: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本尼迪克特•罗杰斯议员(Benedict Rogers MP)在发布会上发言(罗元/大纪元)
3、图说: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本尼迪克特•罗杰斯(Benedict Rogers )先生在发布会上发言
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本尼迪克特•罗杰斯先生在发言中首先感谢与会各位,在英国刚刚经历脱欧带来的震荡之时,拨出时间参加这个发布会。他说:“我们都知道中国一直有很糟糕的人权纪录,但总有一种想法是在经济上的发展会最终促进其在人权上的改变。收入这份报告中的许多案例的证人表示,现在是自89年天安门大屠杀之后最黑暗的时期,这份报告的名称由此而来。”

“当中国在经历其人权最黑暗的时刻的时候,并不是一个追求与其建立‘黄金时代’的关系的正确时机,可以与其贸易丶可以与其交往,但必须积极丶持续丶公开地丶和私下地提出人权问题,我相信,现在是英国和国际社会,为中国人民的人权站起来的时候。”

前香港总督彭定康:维护人权要无所畏惧

前香港总督彭定康在发布会上发言
前香港总督彭定康在发布会上发言(罗元/大纪元)
前香港总督彭定康在发布会上发言
前香港总督彭定康男爵(Lord Patten)在发言中形象地表述,为人权的发声不应是小心翼翼丶唯唯诺诺的,而是要大声地丶理直气壮地丶堂堂正正地提出来,勇敢无畏地丶持续地做都是非常重要的。
跨党派中国小组:“黄金时代”是中方说辞
英国议会跨党派中国事务小组主席理察•格雷厄姆(Richard Graham)在发言中说:“我们不用‘黄金时代’这个词描述英国与中国的关系,这是个中方用法。”
英国议会跨党派中国事务小组主席理察•格雷厄姆在发布会上发言
英国议会跨党派中国事务小组主席理察•格雷厄姆在发布会上发言(罗元/大纪元)
英国议会跨党派中国事务小组主席理察•格雷厄姆在发布会上发言布鲁斯(Fiona Bruce)议员和彭定康男爵在回答与会者提出的,如何促进政府尽快采取行动的问题时都表示,各地居民向自己的国会议员面对面陈情是非常重要的,在他们接待居民的日子里“去见他们,向他们讲你的故事,强调你对此的关注,是非常好的一种方法。”
报告建议调查活摘器官、重新审视中英关系
这份报告向英国政府提出了22项建议,并敦促政府“就对华政策展开全面检讨”。其中包括:
要对针对中国的外交政策进行彻底的丶全面的丶开放的和激进的重新审视,改革和校准英国对中国的关系。
在英中人权对话中,采用更大的协商,透明度和问责制。
为英中丶欧盟—中国人权对话过程建立具体基准。
公开与中国就人权的协商结果。
定期与杰出人权活动人士会面。
为酷刑受害者及家属提供医药及精神服务方面的财政支援。
为在中国被监禁的英国公民提供更多更大程度的支持,如在重庆被谋杀的海伍德等。
审查监测关于香港的中英联合声明所规定义务的执行的机制,并建立内部讨论补救机制,支持香港人民的基本人权。
考虑制定具体措施来制裁违反人权的中共高官,包括禁止入境和资产冻结。
重新检视象孔子学院这样利用文化交流,在英国进行中共的宣传的海外教育组织。
针对中国活摘器官一事建立一个国际性的丶独立的调查,找到器官来源的真相。
为阻止英国人到中国进行器官移植手术而立法。
与欧盟和其它国家协作,列出在中国参与活摘器官的医生名单,并禁止这些人入境。
这份报告把中国是中国人民的国家,而不是某个政党如共产党的国家这个概念区分得十分清楚。这份报告在最后一段强调:“在英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中,我们必须明确,我们是站在中国人民的一边。”


2017年8月11日 星期五

Everything is normal装作一切都很正常出自《维基百科》对《强迫失踪》的定义。



Everything is normal装作一切都很正常出自《维基百科》对《强迫失踪》的定义。



强迫失踪[编辑]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根据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1]强迫失踪是指由獨裁政體的国家代理人,或得到国家授权、支持或默许的个人或组织如秘密警察情治單位,实施逮捕、羁押、绑架,或以任何其他形式強行剥夺自由的行为,并拒绝承认剥夺自由之实情,隐瞒失踪者的命运或下落,致使失踪者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

簡介[编辑]

根据于2002年7月1日生效的《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2],在广泛或有系统地针对任何平民人口进行的攻击中,作为攻击的一部分而实施的强迫失踪构成反人类罪。2006年12月2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
强迫失踪常常意味着谋杀。受害者遭到绑架非法拘禁,还常常在审讯中遭受酷刑;受害者被杀害,尸体被藏匿起来。典型情况下,谋杀是秘密进行的,尸体被肢解或被火化以免被人发现,因此受害者就此人间蒸发。犯下谋杀罪的一方可以否认罪行,因为没有人能提供受害者死亡的证据。
造成政治对手失踪也是獨裁政权在民众中制造同谋关系的一种方式。即使如此,由于难以公开对抗一个从事秘密谋杀的政府,于是大家装作一切都很正常,Because it is difficult to openly confront a government engaged in secret murder, so we pretend everything is normal正如阿根廷軍政府獨裁統治時期的情况一样,如骯髒戰爭

人权法[编辑]

根据国际人权法,自《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3]以来,国家造成的失踪被称为强迫失踪。例如,《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将强迫失踪定为反人类罪。美洲国家组织的《美洲国家间关于人员强迫失踪的公约》专门应对了这一问题。一些国家还表示武装冲突中出现的强迫失踪可以构成战争罪,例如第三帝国的夜与雾行动。
2006年12月2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也规定广泛或系统的强迫失踪构成反人类罪。这赋予了受害者家人寻求补偿以及要求获知其亲人失踪真相的权利。公约规定任何人都有不遭受强迫失踪的权利,而且失踪者亲属有了解真相的权利。公约中包含一些关于预防、调查和制裁这一罪行的条款、有关受害者及其亲属权利的条款,以及关于非法劫持遭受强迫失踪儿童的条款。公约进一步规定了在镇压这种罪行以及应对这一罪行的人道影响方面开展国际合作的义务。公约设立了强迫失踪问题委员会,负责在国际上执行重要的监督和保护职能。目前,强迫失踪国际联盟正在推动该公约获得所有国家的批准。
失踪有两个作用:不仅使那些失踪的敌人和批判者无法发声而且还在更广泛的人群中制造不确定感和恐惧,致使那些可能反对和批判的人也不敢发言。失踪涉及对许多基本人权的违反。对于失踪者而言,包括获得自由、个人安全和人道对待(包括免受酷刑)的权利,受到公正审判,接受法律咨询,获得同等法律保护的权利,以及无罪推定的权利等。通常他们的家人一辈子都要寻找失踪亲人的消息,他们也是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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