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解放军官员在一扇窗前等候迎接美国陆军参谋长马克・米莱（Mark Milley），北京市八一大楼，2016年8月16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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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解放军官员在一扇窗前等候迎接美国陆军参谋长马克・米莱（Mark Milley）
北京市八一大楼，2016年8月16日摄。



当世界各国领导人9月初降落杭州，出席一年一度的G20领导人峰会，
他们看到的是哪一个中国？是充满华丽天际线、令人称羡成长数据
和无懈可击外交仪式的中国？还是知名维权律师被拘押、强迫失踪
并控以颠覆罪名的中国？或是公民社会团体为援助家暴和性侵被害
人而被突然关闭的中国？
他们会不会看到这个令人忧虑的国际性趋势：中国当局及其代理人
在境外绑架异议人士，然后在国营电视台播出部分人士“认错”
的视频，同时拒绝律师、家属以及──当被捕人员持有外国国籍
时──使领馆人员会见他们。持平而言，各国政府和国际机构已
对此趋势表达关切。美国国务院说：“这些行动损害中国自诩为
法治社会的形象，违背中国的人权承诺，不利于建设更为透明、
高效的司法体系。”欧洲联盟也表达一致看法：“这些个案构成
令人忧虑的趋势，令人质疑中国是否尊重法治和国际人权义务，
尤其是言论自由。”2016年3月，12国政府罕见地在联合国人权理
事会公开发表联合声明，指责“这些行动违背中国自身的法律和
国际承诺”。然而，这些表达关切的说法愈来愈像是在陈述显而易
见的事实。它们缺少的是，具体说明美国、欧盟或其他国家、机构
实际上将采取什么行动来应对中国镇压的升级。
十多年来，关注中国人权的各国政府通常采取规劝甚至刻意示好
的策略，间或公开抨击某些特别负面的发展，例如民主倡导人士
刘晓波的判刑入狱，刘后来获颁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有时，这
些国家会拿出逻辑严谨且富于实效的论据，诉诸北京所关切的
长治久安。它们谈到中国需要独立的司法系统，多元观点对于
提升政府决策品质的价值，以及可预测的司法制度对国内外投资者
的重要性。更关键的，据某些政府代表私下透露，他们试图在中国
政府内部寻找改革分子，与他们交往并支持其努力。
但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铁腕、教条统治下，找寻改革分子变得
难上加难。即便这些改革派曾经向往尊重人权的统治，但自从习近平
2012年晋身中共顶峰后，他们已无法继续通过严厉的一党专政体制
推动有意义的自由化改革。
此外，北京根本不相信尊重人权可以为西藏、新疆带来更和谐、
稳定的局面，也不认为容忍和平的批评意见是中国向前发展的关键。
它日益将所有它不喜欢的行为视同威胁国家安全。尽管已有许多国家
认识到北京粗暴侵权的趋势，却只有极少数国家考虑施加程度相当
的实质压力，并且经常私下抱怨缺乏影响力。
其实，美国、欧盟和其他国家可以找到表达意见和发挥影响力的空间，
尤其是当中国在国家安全或经济议题上犯错误的时刻。例如在讨论
中国对南海主权的声索时，这些国家有没有为顾虑中国领导人的
“面子”而踌躇不安──就像他们在解释为何不对人权议题进行
强硬公共外交时经常表现出的样子？没有。美国当时派出导弹驱逐舰
巡戈南海水域，宣示航行自由。当北京或其代理人骇进存储重要资料
的外国政府数据库，这些国家有没有自我设限，只在闭门会议中提出
这些议题？没有。他们将中国高级官员召来首都，在国事访问前夕告知
中国政府，若不停止骇客攻击就要对个人和组织实施制裁。攻击也真的
因此停止了。当大企业在中国被盗取大量商业机密，或遭遇中国政府
不利外商的政策时，它们会满足于本国政府的一纸声明吗？不会。
它们会向世界贸易组织（WTO）申诉，在双边投资协定中要求中国实施
改革，并且集体抵制“自主创新”之类的法案。运用这些战术，企业
和政府必须团结一致采取坚定立场。尽管不能保证成功，但促使中国
修改政策的实例并不少见，可见中国官员的算计和行为是可能被改变的。
数十年来的经验应该足以让华盛顿、布鲁塞尔和其他政府了解，北京
习惯吃软怕硬。造成中国人权恶化的责任虽不完全在于这些政府，但
我们完全可以确定，它们的常用工具──以枱面下说服为主、偶而
公开谴责或与中国官员温和交手──无法取得所欲效果。
对于有意对中国人权发挥正面影响的国家而言，中国在反恐怖主义到
反官员腐败各方面与国际合作的需要，及其与全球经济和治理体系的
接轨，都是机会所在。倘若各国政府、欧盟、联合国和其他机构声称
要努力改善中国人权情势不是空谈，而且不会仅仅满足于加强政治或
贸易关系，就应该检讨现行政策，考虑以下八个切入点：
  • 北京反贪行动亟需国际合作：做为习近平起身炮的反贪行动，
  • 全靠系统性侵犯人权达成效果。虽然部分对象确涉重大贪腐，
  • 但反贪运动具有高度政治性，以习近平的党内对手为目标。
  • 北京正逐渐加强向各国施压，要求引渡涉贪嫌犯。但公正审判
  • 制度，尤其对于已遭政府事先定罪者而言，迄今尚未建立。
  • 各国政府应公开拒绝与中国进行任何反贪合作，除非中国能确保
  • 符合国际人权标准的正当程序保障。
  • 北京反恐行动亟需国际合作：中国有正当理由关注恐怖主义。
  • 但正如人权观察等组织多年来指出，中国在新疆的暴虐措施恐怕
  • 是自我实现的预言，造成当地维吾尔少数民族和占多数的汉族同
  • 样付出高昂代价。北京利用全球对恐怖主义的恐惧心理，说服
  • 各国支持其国内反恐行动，并将涉恐分子──北京常将这个帽子
  • 套在难民与批评党国的和平异议人士头上──交给中国。各国政府
  • 应公开表明，除非中国对相关案件的司法处置进行实际且可持续的
  • 人权改革，否则拒绝遣返任何嫌犯。
政府官员曾私下承认，不论是与中国开展双边反恐对话，或中国出席
反对暴力极端主义的高峰会议，或与公安部、国安部之间的交流，对
北京政策措施的影响均微乎其微。尽管如此，中国当局特别喜欢标榜
与外国政府的合作关系，借此证明其做法获得支持。对这些合作设下
前提，要求北京遵循关键标准落实重大改革，不会造成多少损失，
例如：北京应同意提供可靠证据，证明涉恐嫌犯确有犯罪事实；
遭指控、起诉和定罪人士享有基本的公正审判权利；以及在消除对
涉恐嫌犯的酷刑及其他虐待方面有显著进步等等。
  • 北京对其长期执政的忧虑：虽然习近平的统治，包括反贪政策，
  • 普获国民支持，但中共仍面临党内分歧和公众因经济下行、所得
  • 差距与反贪不彻底而产生的不安情绪。中共执政已逾六十年，
  • 仍然无意开放民主选举。声称致力促进民主和政治参与的各国政府
  • 应履行诺言向北京施压，每次会见一位中国高官，就应同时会见
  • 一位中国公民社会人士。民主国家应停止中国例外主义（China 
  •  exceptionalism）政策，开始利用一切机会呼吁中国举行自由
  • 公平的选举，就像各国对缅甸和柬埔寨的要求一样。同时，当北京
  • 企图按自己形象重塑国内公民社会，威胁外国政府停止支持中国
  • 各地独立公民社会组织，各国应一致加以抵制。有些国家资助
  • 开发网络科技，帮助中国用户逃避“防火长城”审查机制，这种
  • 做法有助中国网民获取有关中国局势发展的信息，例如反贪行动
  • 的动态，以及2015年香港示威、台湾近期选举等重大事件。
  • 北京不喜欢公然出丑：为什么各国政府这么担心中国官员的“
  • 面子”？中国官员毫不在意那些被他们刑求、监禁或骚扰的人
  • 失去“面子”。各国政府又为何不能当面质疑负责刑求的官员，
  • 借以帮助被非法拘押并可能遭受酷刑的人士？经验证明，当包括
  • 习近平在内的中国官员在高层会议中被当面质疑虐待特定人士时，
  • 能有效制止情况恶化。任何推动人权国家的高级官员都不应错失
  • 机会，公开呼吁中国对等官员释放或停止虐待遭不当关押的人士。
  • 所有考虑出席G20峰会的各国领导人，均应公开表示以中国释放
  • 重要政治犯做为同意出席的条件，例如刘晓波和以莫须有的
  • “分裂国家罪”被判无期徒刑的维族经济学者伊力哈木。中国
  • 驻各国大使都应该定期被召见，请他们清楚解释香港书商和人权
  • 律师为何失踪，劳工维权人士和女权人士为何持续受骚扰。
  • 另一方面，“志同道合”的各国驻华大使也应该经常会见曾到
  • 该国寻求喘息的公民社会代表。这些国家还可以推动国内地方
  • 议会就现行对中国的人权制裁──大多源自1989六四屠杀事件
  • ──进行辩论，重新检讨可用的政策工具。
  • 北京看重排场以维护其权势：当代国际政治很少见到比习近平
  • ──大概不会是君主制的崇拜者──和英国女王并肩露面更诡异
  • 的景象。出席2015年9月白宫晚宴的中国官员，大多并不热切与
  • 其他宾客交谈。尽管如此，在北京眼中，这些耀眼的外交互动是
  • 巩固其大国地位的必要条件。这也是关注人权侵犯问题的各国政府
  • 可以利用的另一个机会：降低侵权者的排场，提升反抗者的待遇。
  • 试想，若中国出席国宴或峰会的代表，不仅有那些从不降尊纾贵
  • 接受选票考验的粗暴威权主义者，还包括那些致力司法与政治改革
  • 、环境政策、公开透明和真心努力打击贪腐的人士，它可能造成
  • 的印象和政策效果将多么强烈。同样地，志同道合的各国政府，
  • 应当审慎检讨其“民间对民间”的政策，确保参与者不限于通过
  • 北京审查的
  • 人员。通常，这种交流对北京的意义远高于相对国家，因此是一
  • 种有用的工具。
  • 北京需要世界：尽管对“西方”怀抱敌意，中国高级官员仍然
  • 迫切需要并渴望与外部世界接触。他们需要打进受健全制度管理
  • 的各国市场，他们需要到思想自由的机构去进修，他们需要在面临
  • 责难或国内法律追究时拥有第二本护照，而且他们需要利用国际
  • 银行藏匿不当所得。由此可能找到许多更为细致的影响途径。
  • 许多长期主导侵犯人权工作的中国高官都有海外帐户，可以加以
  • 冻结；全球投资人应要求中国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时做到人权尽
  • 职调查，证明它们能够解决问题，否则就对它们发起公民行动；
  • 对于已知的人权侵犯者，可以拒发签证，使其无法出国旅行。
  • 同样地，针对北京主权基金中投公司（CIC）在海外的投资，
  • 要求其提升透明度，可能有助发现更多施展影响力的机会。
  • 从缅甸到南非，前述各种战术都曾帮助刺激正向改变。
这种更主动的人权立场可能招致北京的强烈反弹，或再度掀起反
西方声浪。但反对者不应掩盖一个事实：中国已陷入全球化的
盘根错结，不可能一怒绝交──看看逃离中国的现金流量，中国
各地使领馆外的签证人龙，以及悄悄取得第二护照或海外房产的人数
，可见一斑。
不论多么立意良善，不论多么贯彻始终，也不论多么苦口婆心，
企图引导北京认识到尊重人权符合其自身利益的劝服工作已然失败。
北京政权坚持打压独立公民社会，制定徒具形式的法律以掩护最恶劣
的人权侵犯，而且还把这种无法无天的行为输出到国外。只要不能
让北京尝到立即、痛苦的后果，发布再多声明也阻挡不了侵权的狂潮。
长此以往，这个国家将更容易陷入动乱──这样的前景足令人人
背脊发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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